原作者：王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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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徵兰之殁，予仅哭两次。独至履安，则一思念辄泪下，今日又哭出……”“履安死后我竟然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，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。”
妻子殷履安病逝后，顾颉刚在日记中所流露的，不仅是对继室的深厚感情，这份情感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研究。
2023年7月，由顾颉刚女儿顾潮编注多年的《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》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其中收录顾颉刚和殷履安夫妇在抗战时期的家书194通。从中可以看出这对伉俪在乱世之中的真情流露，以及面对国家危情和家庭复杂生活时的相沫以濡。在书信中，顾颉刚面对殷履安，无论是评事还是论人，无论是对于国事、战事还是家庭琐事，几乎都是畅所欲言的，可见他是把殷履安当成知己的，而不只是传统的夫妻或者“妇人之见”。
1、生活照顾，超出想象展开剩余93%顾颉刚的原配夫人吴徵兰是出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因此由不得顾颉刚做主。在与原配相处之时，顾颉刚虽然心有戚戚，但到底也没有违反传统规训，尽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个人爱好和学术方面，两人还生育二女。
可是吴徵兰因病早逝（1918年8月去世）。顾颉刚当时与叶圣陶、王伯祥、郭绍虞等关系极好。王伯祥考虑到顾颉刚身心寂寞，就为他介绍了一位才女，殷履安。
殷履安与顾颉刚合影，1920年于苏州
殷履安是一位上过新式学堂的女性，与叶圣陶是甪直同乡，她毕业于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，这所学校就位于甪直镇上保圣寺内。当时叶圣陶就在这所学校执教，而且殷家后人中也有叶圣陶的好友。听闻王伯祥和叶圣陶介绍殷履安是一个新式女性，顾颉刚颇有好感。
甪直殷氏也是名门望族，从明代中期起家于天津卫，祖上出过大将军。到了清代迁居甪直镇，家族中人能文能商，人才辈出。其辈称为“福履绥之，人文丕起”八个。殷履安即在其中，而且被家中安排上学，并不因为是女性而受歧视。
殷家出过画家、诗人、中科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等。甪直镇上的殷家祠堂还曾被旅游部门改建为叶圣陶笔下的“万盛米行”景点。殷家还富收藏，顾颉刚作为殷家女婿，曾为殷氏珍藏的“文徵明书卷”题跋，文中“甫里殷氏，予外家也”。
殷履安若是继续就读，其前景恐怕将不可估量，只是他于1919年5月嫁给顾颉刚后，便全心全力照顾丈夫，并且在其学术研究上帮助较大，如抄写文稿、编写书目、寻找藏书和寄书等。至于在生活上的照顾，更是使顾颉刚为之感动。
殷履安与顾颉刚合影，1937年4月17日于北平中山公园
1932年寒假，顾颉刚从执教的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赶赴杭州探望父亲，顺道去南京、苏州、上海走动访学、探友。殷履安不能随行，就把顾颉刚送到火车上，还为他提前准备好了食物，“我在车上的食物，只买了两毛钱的面包，夹着你为我煮的鸡子、牛肉同吃，吃得不为不饱，可是你为我豫（预）备的东西到现在还剩有一半。谢谢你，为我端整得这样丰富。（1932年1月23日顾颉刚致殷履安）”
因为殷履安知书达理，能够协助顾颉刚的学术工作，因此找书、寄书也是常事。“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》，前买来为呈父大人，乃忘记带来。书在中间靠门第一架之中见，请你检出，挂号寄来。（1932年2月12日顾颉刚致殷履安）”
即使是家族之间的琐事，顾颉刚也会“遥控”指挥殷履安及时办理：“有一件要事你勿要忘记，就是潘博山祖母的礼。他们开吊虽尚有一月，但此信到平恐已需十天，由平寄苏或需六七天，要赶快办了。我请你把来讣交赵先生作一挽联或诔文，请起潜叔写之。（1932年2月12日顾颉刚致殷履安）”
潘家与顾家都是苏州望族，相互有姻亲关系，潘博山，即藏书家潘承厚，有藏书楼名“宝山楼”。潘博山弟弟为版本学家潘景郑。潘博山是顾起潜（廷龙）之妻兄。顾颉刚是顾起潜族侄，两人虽然隔辈分，但意趣相投，颇为交好。信中提及要殷履安在京办理在苏州的潘家后事，并说请赵万里或顾廷龙帮忙写挽联或诔文，可知顾颉刚在家事方面对于殷履安的信任和依赖。
顾颉刚致殷履安书，1932年2月1日
顾颉刚在外奔走，殷履安极为关心他的身心，“你失眠和心脏病发，切不要勉强作文，虽文债不了，心里不定，但究属身体要紧，他们催做只得不理……（1932年5月3日殷履安致顾颉刚）”顾颉刚长期受失眠症困扰，因此殷履安总是叮嘱他注意身体，宁愿停笔休息。而她身在北京，也会为在南方的顾颉刚邮寄口蘑和香菇，帮他打理在京发表文章、薪资、稿费等，及时寄钱给顾颉刚。
当顾颉刚说要给她买衣服时，殷履安则极力推辞：“纺绸和大绸均不要买了，因不急用，我有衣服，不要做；没有余钱就别买，以后要用可以再买的。我忘寄给你一件直罗长衫，你回来如天热要穿，可买纺绸做一件长衫好了，最好不要白的，因你肢窝汗多发黄，有淡灰色的买些材料自己做，切不可买现成的，趁纺绸便宜的时候。（1932年5月11日殷履安致顾颉刚）”
殷履安勤俭持家，常使得顾颉刚为之不安，而且对于此前结婚匆匆，而没有较为隆重的婚礼，也让顾颉刚一直想要补偿妻子。“我和你结婚之后，未作蜜月旅行，应当补行此典礼。（1932年5月13日顾颉刚致殷履安）”
殷履安在京一边治病（患有盆腔结核），一边为顾颉刚处理文稿誊写，以及来往事务，如她在1932年5月17日致信顾颉刚时提到，“沈雁冰的母死，派来一讣，（郑）振铎、（郭）绍虞和你合送十元”。
殷履安致顾颉刚书，1932年1月31日
又有寄赠书事宜，1932年4月27日，顾颉刚从杭州致信在京的殷履安，让她在住处取出《古史辨》第三册若干份，备送给一共七人，而且开出名单，请殷履安代写“某某先生评正，弟颉刚赠”字样，直接寄去。可见就连这种签名代笔事宜，也都有殷履安代劳了。
2、纳妾的问题从顾颉刚与殷履安的通信中可以看出，两个人几乎是无话不谈尽情倾诉：“我不懂为什么胸中总是想不尽的话，现在又要向你吐了。（1932年4月27日顾颉刚致殷履）”
什么话题都可以谈，即使是纳妾的事情，1932年3月份，在中山大学执教的顾颉刚致信殷履安：“我说纳妾，原是向你开玩笑的。你竟说’宁成全你而牺牲我’了。履安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只是我也是自愿牺牲的一个人呵！”顾颉刚还说，以前男人不受贞操的责任，现在时代风气变了，除了一班落伍的，或者是胡闹的人外，即使是法律不禁止，但还是应该守住道德和良心。因此他的态度很明确，有了妻子，即使是不能生育，也不会纳妾。
顾颉刚致殷履安书，1932年5月2日
可是，这件事还是为殷履安所关注，并在后期一再提及。
1937年11月1日，殷履安致信远在西部考察的顾颉刚，“你要失眠症不发，只要有一个女人陪伴你，减少寂寞，心得安慰就可得眠。我想我宁愿牺牲一己成全你，如有凑巧的人，不妨娶一个妾。因为我家人口太少，我不能替你生一个儿子，这是终身之恨。”就此，编者顾潮在问下作注：“母亲为父亲之失眠症担忧，却难以前去陪伴，则宁愿牺牲自己以成全父亲，劝其纳妾。”
作为一位就读过新式学堂的新女性，殷履安因为个人不能为丈夫生个儿子，以及担忧丈夫路上寂寞失眠，就生出让他纳妾的想法，此举实在说难以评论。在1937年11月10日的信中，殷履安又提及纳妾事：“我上信劝你的话，你就听了我吧。为你身体着想计，不得不变通办法，我是绝不责你的，你能信我的话吗？否则你太苦了。”
难道殷履安真的像是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，甘愿为丈夫沈三白纳妾吗？还是说其中另有隐情？当顾颉刚在1937年年底想要去香港避难（抗战）时，殷履安则是心情复杂，“我并非单顾北平的家而不顾你啊！我之爱你甚于爱己，你是我生命所依，哪能不顾你呢？……你来信常提起失眠，我顾念你的身体，所以叫你纳妾，夺我之爱岂我所愿，但时局如此，没有法子啊！”
顾颉刚，1936年于北平
这样的信文使得顾潮女士也颇为感慨，作为殷履安的非亲生女儿，但她仍能感觉这位母亲的心里复杂，一方面爱父亲胜过爱自己，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，让父亲纳妾，“她对父亲的深情令人感动！不过母亲内心仍是矛盾，不希望纳妾成为事实，故多次表示只要路通，’我一定来’”。
殷履安因为先天性患病，无法生育，顾颉刚的父亲为此曾有所意见，因为顾颉刚前妻育有二女，家中渴望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。殷履安对此也觉得负疚，“我之不能生育，是为父亲最不欢喜，但要我陪他，而叫你纳妾，岂我所愿。至若你一定要纳妾，则我决不阻挡，因我不能生育，实在对不起你啊！不过照你来信，也有种种困难，恐怕不易实行。（1938年2月11日殷履安致顾颉刚）”
直到1942年12月份，顾颉刚到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时，殷履安还在致信给他提及纳妾之事。只不过是抱怨男女不平等，女的到了三十岁就难嫁出去了，男的可以到四十岁还可以有二十岁的女子嫁给他，甚至还可以重婚、纳妾，这种事情应该有女参政员出来说说公道话。可是一听说顾颉刚为此算过命，还说自己命里有儿子，马上又改了口：“相面算命的，竟有这样的准，真奇怪！莫怪你要相信了。你命里要娶姨太太，假使我不让你娶，而你又自己不娶，岂非不准了呢！（1942年1月1日殷履安致顾颉刚）”
1938年2月于渭源，后排右起第六位为顾颉刚
当然顾颉刚纳妾这件事后来是不了了之，毕竟两人伉俪情深，而且殷履安又及时赶赴重庆与之团聚。只是遗憾的是，殷履安于1943年5月就在重庆病逝了。
3、开书单，“逼”妻就读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曾在《我的父亲顾颉刚》书中提及，殷履安和父亲因为生活缘故多次分居两地，两人通信频繁，顾颉刚在信中除了谈及生活琐事外，更多的还是谈到做学问，他觉得殷履安天资聪颖，而且又好学，就非常支持她继续学习，为她推荐书单，教她报名参加函授班。如1932年4月27日，顾颉刚致信殷履安：“（王）伯祥、（叶）圣陶均为开明书店的中学函授学社教员。中学讲义全份只十余元。我希望你请冯先生去索一份章程，报名入社。你没有进中学，我总对你抱歉。”
到了同年5月4日，顾颉刚又在信中督促殷履安学习的事宜，问她函授章程索取了没有，要她学习英文，甚至希望两人能用英文写写信，即使是去了国外也可以应付口语。
1932年3月13日，顾颉刚致信殷履安，希望她能尽快融入京城学人圈，对于健康和学习都是有好处的，这个圈子里有顾廷龙、郑振铎夫妇、容媛（容庚妹妹）等，七八人可以组一个团体，可以来回游览京城景点，提前安排好日程，或乘车或骑驴皆可。顾颉刚以为，殷履安应该是本性活泼的，因为她早期作文曾引用顾炎武名言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而觉得“匹妇之身”可以共肩重责。
1935年8月在北平成府蒋家胡同寓所，右起：顾廷龙、顾颉刚、顾诵诗、殷履安、潘承圭、顾诵芬、顾自珍
尽管殷履安只读过高小，顾颉刚仍然相信只要她“好学”，就会有一天达到他理想中的“新女性”的标准。他为妻子提供了大量书单，甚至让她去郑振铎借书看。并督促她在学习时，不要尽信书，以免上了古人的当，还有不要迷信什么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一套，要学会尊重自己，才会认真做事。做学问必须要有自己的“真知灼见”，不能成为鹦鹉或是留声机。
顾潮写到：“他（顾颉刚）清醒地知道，履安要走到这一步是障碍重重的，因为她是一个旧式家庭的媳妇。”顾颉刚不希望殷履安再重蹈前妻吴徵兰的覆辙，不可过于软弱，要敢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其次才是别人家的妻子。
1919年年底，顾颉刚从北京回归苏州，临走前特赠送殷履安一个文房墨盒，并刻上文字以赠：
“履安固厚我，井臼操劳，弗克常有书至。余以积念之深，每不谅而怨焉。今值冬假将归，因刻文墨盒为赠，甚愿履安于几案之际，拂拭之顷，感物怀人，知我延企之情有如所寄：镂金者书，镂骨者思，金犹有烂，情思无变；遂乃受督哀怜，就兹有染翰，濡烟既饱，挥洒如心，扇我以温词，照我以朗抱，使我狷介之性长得润泽于和愉美适之中，不以行遭逢拂逆，抑郁悲伤。是则我之精神胥赖履安为阖辟之矣，岂特绸缪于相厚之情哉！”顾颉刚赠殷履安墨盒铭，1919年12月作，1951年书
根据顾潮的回忆，殷履安从此无论身在哪里，都会随身带着这个珍贵的墨盒，可是她在战争中病故后，就不知下落了。到了1951年，顾颉刚居然还能背出墨盒上的全文刻字。足见他对于殷履安的殷殷深情。
4、国事、家事俱开怀自从中日开战之后，顾颉刚和殷履安的通信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言论，两人都觉得在此种复杂大时代下，必须放下小我的利益，多为国家民族考虑，多家忍耐相思。而在家事方面，两人也是畅所欲言，不管是家里的窝心事，还是心里的委屈，也都敢于直言不讳，可见两人的知己之交。
1932年2月1日，顾颉刚在杭州致信在京的殷履安，其中谈及日军在上海节节逼近，“除了与他决一死战外更无办法。人民就是受了大损失，只要与国家有利，亦是值得。现在美国军队亦已在沪与日军冲突，战区之扩大直至顾间事。”苏杭距离上海很近，因此顾颉刚担心自己不能及时北归，就嘱殷履安如果日军因为迁怒美国人，就会对燕京大学投掷炸弹，他让殷履安及时做好撤离准备，必要时入城去亲友家躲避，至于说家中藏书不必顾及，只要把他的重要笔记带走即可，“在此大时代中，我们的牺牲算得了什么！”
“履安，这是我们为国为家无可奈何的痛苦，你我就忍受了吧！你不要怨我对你无情，只因我侍父亲之日已短，而和你过日子的时候正长，你我之间只能牺牲一点了。”这是1932年2月6日，顾颉刚在杭州致信殷履安，他想要多陪伴父亲和继母，不得不与殷履安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，虽然自己也处于“燕巢之幕”之境，但他还是叮嘱殷履安尽快理好避难物品，以便随时做好逃离准备。
顾颉刚日程第十五册封面
在后期的信中，顾颉刚还提到在上海的抗战行动进程，并提及杜月笙虽然作为帮会人士，却不肯屈于日本人势力，甚至对日本人耍诈，谎称给两百万元，结果自己却拿这笔钱组织义勇军加入抗战，使得日军腹背受敌，因此顾颉刚对妻子说：“上海地方是民族意识极发达的地方，是死得最后的一处地方，观此益信。”就此，顾颉刚还嘱咐殷履安，我们不能直接参与卫国战争，但该出力也要出力，“如燕（京）大（学）派捐，希望你写得多谢。因为如果亡国，钱多亦无用也。”后来，殷履安在回信中告知顾颉刚，派捐时燕京大学老师捐了十二元，她也代捐了同样数目，至于说多捐一些，待下次再说。
后来，慰问军队直接从大学教授的薪资中扣除百分之十，对此顾颉刚夫妇坚决响应，甚至还以孩子（指过继来的和官）在校捐献零花钱为荣。殷履安有一次看到别人为慰军捐款五十元，可是自己存款不多没有跟进，而感到愧疚。
当学校举行纪念活动时，殷履安也是及时向顾颉刚汇报，如1932年3月10日：“明日校（燕京大学）中开抗日阵亡将士大会，我替你送一个花圈，因为省得托人做挽联，又要写。”
1937年3月禹贡学会同人合影，前排左起：☐☐☐、张子玉、吴志顺、张维华、冯家升、顾颉刚、陈增敏、史念海、赵贞信；后排左起：☐☐☐、栾植新、冯世五、童书业、韩儒林、李秀洁、顾廷龙
除了为战事担心外，两人也在信中为家事担忧。顾颉刚一再“吐槽”继母为人性狭隘，待人较为刻薄，说就连家里保姆都是做不久的。而殷履安则为生计愁，特殊时期，减薪、捐薪，物价上涨，家里开支不够，就连一条看门的小黑狗被人毒死了，殷履安也会伤心半天，甚至觉得失去了安全感。
顾颉刚回复殷履安说，我既然留在南方，你那里小狗又死了，你真是太可怜了，我何尝不想立即飞回去呢，毕竟我在父母亲家也是一个“客人”。可是眼下危机时期，既不能撇下疼爱自己的老父亲，又要在杭州忙着偿还“文债”，因此自己也很是为难。在信中，顾颉刚还提及一些名人轶事，如对于陆小曼前夫王赓，当时先是为日本人搜捕，后又被当时政府所捕，顾颉刚很是为王赓耿耿不平，认为他是冤枉的，甚至是被人利用了。
对于殷履安，顾颉刚总是在信中充满着感激之情殷履安自嫁他之后，却从未寄望他能进入仕途，“我最感激你的，是你没有虚荣心，不教我入政界。……假使你存些势利之见，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，朝晚在闺房中强聒，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，滑到了那边去。可是你始终无一言及此，使得我还能独善其身，专心学问。这件事看似平常，其实正不容易。我们二人，至少在这’淡泊’上面是有共鸣的心弦了！（1932年3月29—30日顾颉刚致信殷履安）”
1943年5月26日，顾颉刚在给殷履安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忘记带失眠药，请她赶紧帮忙寄一些应急。同时提醒她近期空袭警报的事宜。1943年6月5日，顾颉刚在这封信后附言：“此为我与履安最后一书，廿七日渠接此书尚到予办公室寻觅防空证，至廿八日而疾作，三十日而长逝矣，痛哉！”由此可知，殷履安是1943年5月30日病逝的。
殷履安致顾颉刚最后一书，1943年5月27日
顾颉刚在日记中曾写道：“（殷）履安死后我竟然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，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。”
应该说，在顾颉刚漫长的一生中，殷履安始终是他心头的“白月光”，无论是在学术方面，还是人情往来，以及操持家务方面，殷履安于书生顾颉刚来说都是极佳的选择。钱穆先生在《师友杂忆》中称赞殷履安说“夫人贤德，尤所少见”，又说“其两女乃前妻所出，而母女相处，慈孝之情，亦逾寻常”。殷履安的早逝，是顾颉刚内心深处永远的痛楚和遗憾。而对于这位在抗战期间病逝的才女来说，更是顾颉刚后期治学的一大损失。万幸的是，二人在战时留下的诸多家书，成为后人回溯那段艰难岁月的珍贵史料，为这段往事留存了鲜活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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